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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鍋我不背,都是我腦子里植入體的鍋

                    來源:環球科學

                    Mr. B 喜歡 Johnny Cash,除了他不喜歡的時候。Mr. X能把他的醫生看成意大利廚師。

                    這兩件事有什么聯系嗎?Mr. BMr. X都接受過腦深部電刺激術(deep brain stimulation)——一種涉及通過植入體向腦內特定靶向區域發射電脈沖以調節神經活動的操作。當大腦植入體用于治療神經功能障礙(neural dysfunction)時,就像上述情形中的那樣,大腦植入體可能會以一種不被歡迎的方式影響個體對世界和行為的感知。

                    Mr. B由于強迫癥而接受腦深部電刺激術(DBS)治療。他從來都不愛音樂,直到進行腦深部電刺激術(DBS)治療后,他開始對Johnny Cash的音樂產生明顯而強烈的偏好。當植入體關機時,這種喜好也消失了。

                    Mr. X,一位癲癇患者,病情發作原因的調查中接受腦深部電刺激術(DBS)治療。在進行腦深部電刺激術(DBS)時,他產生了幻覺看到醫生變成系著圍裙的廚師,刺激結束后這樣的場景也消失了。

                    在這兩件現實案例中,腦深部電刺激術(DBS)明顯觸發了認知改變。這也引發了一大堆棘手的問題。隨著像腦深部電刺激術(DBS)這樣的神經科學技術變得越來越常普遍,接受這種腦深部電刺激術(DBS)治療和其他大腦植入體的人的行為也許會給當今社會對責任承擔的看法帶挑戰。

                    律師、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們已經在努力定義,于何種條件下個體的行為可判定是合法的以及道德上需要擔責的。大腦通常被視作自控、理性思維和情感的中心,他指揮人們的動作和行為。這樣看來,大腦是管控、自主意識和責任承擔的關鍵。

                    如果某人的行為受大腦植入體的影響,那要算誰的責任?在這些問題不得不被搬上法庭之前,作為神經倫理學家和法律專家,我們建議社會應該開始解決它們了。

                    如果出了事該由誰負責?

                    想象一下那天Ms. Q開車時突然冒出個念頭要改變方向駛向擁擠的公交車站。結果,她傷了幾個人還撞壞了公交站。警察們在調查中發現,Ms. Q的腦子里有個用于治療帕金森疾病的植入體。這個植入體在沖動產生時出了故障。而且,Ms. Q聲稱,當她憑著沖動改變方向時,公交站并不在那。

                    隨著大腦刺激技術(brain stimulating technology)的進步,像Ms. Q的這種情況引了關于道德和法律責任的問題。Ms. Q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全責嗎?我們能把部分責任歸結于那個植入大腦里的裝置嗎?那么設計這個裝置的工程師或者它的制造商需要負責嗎?還有進行植入操作的神經外科醫生和給這個裝置編程的神經學家呢?

                    根據歷史情況,道德和法律責任主要是針對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的——不受外力的影響,而有能力去自主思考行事或是出于自己的欲望和計劃而做出行動的人。然而,隨著現代技術的進步,可能有許多人涉及這些大腦植入體的手術,包括人工智能程序都可以直接影響大腦。

                    這樣的外部影響引發了關于使用腦內植入體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們的行動和表現的疑問。假如腦內植入體影響了某人的決定和行為,它們是在削弱人的自主性嗎?如果自主性被削弱了,我們能將責任歸咎于這個使用者嗎?

                    社會需要去探討當科技開始沖擊那些根深蒂固的觀點時,將會發生什么。

                    太多灰色地帶了

                    關于責任承擔在法律上是有區分的,就比如causal responsibilityliability responsibility。

                    通過這種區分,有人可能會說,是植入體導致了事故,但Ms. Q對她的行為也有責任。有人可能不同意這樣把責任分開,因為Ms. Q還是聽從那個念頭做出了行為——特別是如果她已經知道大腦植入體副作用的風險的話。也許Ms. Q還是要對事故承擔首要責任的,但因為植入體的緣故應該減輕一些對她的懲罰。

                    該去考慮一下植入體帶來的重大變化了,因為通過社會責任分擔,我們可能會迫使患者在潛在的刑事責任和治療令人虛弱的大腦疾病間做出選擇。

                    公司的產品責任、研究者和技術開發者的專業責任以及進行植入和編程植入體的衛生技術人員治療不當都成問題。即使多個參與者分擔責任,該怎樣給這些人分配責任也存在問題。

                    再就是罪犯惡意入侵這些植入體的潛在可能。新型植入體可能有無線連接。黑客可以攻進這些植入體利用Ms. Q去實現他們自己(可能惡毒)的目的,這又給責任問題施加了挑戰。

                    胰島素泵和可植入心臟除顫器在現實生活中已經被黑了。雖然現在還沒有任何關于惡意入侵腦部植入體的報道,但隨著使用的增加,將給精通相關技術的人更多潛在的作惡機會。

                    考慮到腦內植入體對道德法律概念的影響,是時候討論一下是否以及何時大腦干預(brain intervention)應該替使用者承擔責任。新技術常常需要現存法律機制的修改或擴展。比如,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就需要社會重新定義父母意味著什么。

                    有可能不久我們就可以在法庭上聽到:不是我的錯,是我腦內的植入體讓我這么做的。

                     

                    關于作者:

                    Laura Y. Cabrera

                    密歇根州立大學神經倫理學助理教授,其興趣集中在神經技術和神經科學進步的道德和社會影響。她一直致力于探索對于藥理學和新型神經外科介入治療精神疾病的媒體報道和公眾態度。她還致力于研究公眾對于為增強療效而使用不同形式的神經調節劑以及使用規范性的看法。她目前的工作也偏向環境變化對大腦和心理健康的倫理和社會影響。

                    Jennifer Carter-Johnson

                    密歇根州立大學法律副教授,微生物學和法學博士,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學法學院的終身教授。她主要研究科學進步以及法律對科學進步的應對與調整的交集。

                     

                    (翻譯:陳馥艷;審校:潘燕婷)

                     

                    文章來源: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not-my-fault-my-brain-implant-made-me-do-it-9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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