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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殺》證人證詞是否真的可信?

                    來源:中國數字科技館

                      電影《誤殺》講述的是泰國華人李維杰的妻子和女兒出于自衛而誤殺了官二代,為了保護家人,李維杰想出了偽造證據的辦法,逃避罪責的事情。

                      《誤殺》里李維杰能夠逃脫審訊,最重要的是依靠證人證詞為自己一家人提供了不在場證明。這些證人言之鑿鑿,都說自己在周末兩天看到了李家人,但實際上卻是李維杰通過反復提示和說明,對證人進行了誤導,使得證人們對于時間發生錯覺。不僅是時間會混淆,心理學研究指出,很多證人提供的證詞都不太準確。

                    誤殺;證人;證詞;可信

                      證人對他們證詞的信心并不能決定他們證詞的準確性。心理學家為了考察證人的證詞是否有特別的東西,將證人的記憶與對一般知識的記憶進行了比較。心理學家讓被試者看一個簡短的錄象,是關于一個女孩被綁架的案件。第二天,讓被試者回答一些有關錄象里內容的問題,并要求他們說出對自己回答的信心程度,然后做再認記憶測驗。結果發現在證人回憶的精確性上,那些對自己的回答信心十足的人實際上并不比那些沒信心的人更高明。但有趣的是,對于一般知識來說,信心高的人回憶成績比信心不足的人好得多。

                      就像《誤殺》里一樣,證人可能受到引導而造成錯誤記憶。我們常會有這樣的體會:我們確信小時候發生過某件事情,但并不能回憶起細節。這種“記得”可能是通過父母反復講述而植入到我們的記憶中,“我聽過”慢慢變成了“我記得”。我們甚至會被這些錯誤信息說服,相信實際并沒發生的事情發生過,尤其來自“可靠”來源,更會讓我們相信。

                      證人的證詞還很容易被預定立場所影響。就好比“疑鄰盜斧”中一樣:我們預判鄰居偷了斧頭,就怎么看他都是小偷。在電影《十二公民》中,預判立場對于證據解釋的影響表現得淋漓盡致:當陪審員對于當事人存有不同看法時,就會對同樣的證據線索產生不同的解釋,提出合理懷疑或者直接判罪。同樣,在審訊過程中經常做出的有指向性的引導,會對證人記憶造成影響,從而做出不正確的證詞。甚至只是審訊措辭的一點點區別,都會影響證人的回答。比如在一項實驗中,僅是將不定冠詞“a”(Did you see a broken headlight)換成定冠詞“the”(Did you see the broken headlight),被試就更有可能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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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為什么人們會相信這些錯誤信息呢?一個原因是相信“錯誤記憶”,遠比仔細檢驗信息來源、檢驗信息真偽更方便。對于大腦來說,提取最近獲取的信息(錯誤記憶),比深挖藏在記憶深處的信息更容易——畢竟人們每天要處理海量信息,因此人們會輕易相信“現成”信息,而不會再花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對信息進行驗證。

                      在《誤殺》里,給李家人做“偽證”的以老人居多。研究也發現,相比年輕人,老年人更容易相信錯誤記憶。相比年輕人來說,老年人更多依靠“圖式記憶”。因為認知功能和認知資源的衰退,老年人往往是“記得有這么件事情”或者記住事情的更改,而對具體細節記憶并不清楚。雖然細節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重要,但在法庭上,細節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和其他群體行為和群體意見會出現“群體極化”一樣,證人之間也會互相影響,出現“從眾”行為——尤其在不確定自己記憶的情況下,更可能受到其他證人、警察、媒體等方面的影響,產生并相信“錯誤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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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證詞作為重要的法律證據,在很多時候會決定嫌犯的命運。在《誤殺》中致人死亡的李維杰一家人因為錯誤證詞被無罪釋放,而現實中也有不少因為錯誤證詞而獲罪的人。實際上,在那些后來被DNA證據判定無罪的案例,75%是由于錯誤證詞而最初被判有罪。也因如此,心理學家們和犯罪學家們也在不斷研究提高證詞可靠性的方法,比如審訊方式、指認方式等等。畢竟,司法是為了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作者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本文來自:中國數字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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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邱馨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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